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（距今约9000年），考古学家发现穿孔龟甲与骨笄的组合，龟甲内装有小石子，摇晃时可发出声响——这被视为最原始的占筮工具。这种“龟灵崇拜”与《周易·系辞》中“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大乎蓍龟”的记载，形成跨越八千年的文明呼应。商周时期，占筮从部落巫术升华为国家礼仪：殷墟出土的《周易》卦辞刻辞（如“辛未卜，争，贞：妇好娩，嘉？”）显示，商王通过占筮决策战争、祭祀、生育等国家大事，卜官（如贞人“争”）需将卦象刻于甲骨，形成独特的“史巫传统”。此时的易学已超越单纯的巫术范畴，蕴含“观物取象”的认知方法论——伏羲画卦的传说（《周易·系辞》载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”），本质是先民将自然现象抽象为符号系统的智慧结晶。
西周初年，《易经》经文基本定型，六十四卦以“—”（阳爻）“- -”（阴爻）为基因，构建起二进制符号体系。这一体系兼容万象：《屯》卦“屯如邅如，乘马班如”记录部落冲突，《井》卦“改邑不改井，无丧无得”反映水利文明，《丰》卦“丰其屋，蔀其家，窥其户，阒其无人”暗含对财富悬殊的警示。春秋时期，孔子“韦编三绝”研易，推动易学从占卜向哲学的质变。《易传》（十翼）的诞生堪称思想革命：它将“阴阳”从具体物象（如日月、男女）抽象为宇宙根本法则，提出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；将“爻变”阐释为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的发展观；更以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完成从自然规律到人文精神的升华。至此，易学成为儒道共同的思想源头——道家以“阴阳”论宇宙生成（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“阴阳合和而万物生”），儒家以“乾坤”立伦理根基（如《礼记·郊特牲》“天子祭天，诸侯祭地”）。
汉代易学以“象数宇宙论”为核心。孟喜的“卦气说”将坎、离、震、兑定为“四正卦”，主司四季，其余六十卦配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，形成“卦气七十二候图”——如冬至对应复卦（☷），初爻为阳爻，象征“一阳来复”，这种时间节律与卦象的绑定，直接影响了二十四节气的形成。京房更进一步，在八卦中纳入天干地支（如乾卦纳甲壬，坤卦纳乙癸），以五行生克推演灾异，其“八宫卦”体系将六十四卦分为八组，按“世应”关系（如乾卦世在六爻，应在三爻）揭示事物发展阶段，成为后世六爻预测的理论基石。但汉易的极致化也导致流弊：《焦氏易林》将一卦变为六十四卦，衍生出四千零九十六种占辞，虽展现符号系统的无限可能，却使易学陷入繁琐化与神秘化。
王弼的“贵无论”易学掀起思想解放。他在《周易注》中批判汉易“案文责卦，有马无乾”（执着于卦象中的“马”却忽视乾卦“刚健”本质），提出“言者所以明象，得象而忘言；象者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象”的解易方法论。这种“得意忘象”思维，使易学从宇宙论转向本体论——何晏以“无中生有”阐释“太极生两仪”，嵇康以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呼应《周易·遁卦》“嘉遁，贞吉”，郭象《庄子注》更将“易理”与“庄学”熔铸为“独化论”，构建起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体系。此时的易学超越学派界限，成为玄学家沟通儒道的思想媒介。
宋代易学呈现“数学”与“理学”双峰并峙的格局。邵雍的“先天学”构建起古代最宏大的符号宇宙模型：他以“伏羲八卦次序图”（自太极分两仪、四象、八卦）构建“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八”的递推数列，用“元会运世”（1元=12会=360运=4320世=129600年）的时间单位切割历史，甚至推算出“唐尧即位为甲辰年”（约公元前2357年），这种宇宙历史数学化的尝试，比欧洲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设想早六百年。程颐则走理性主义路径，其《伊川易传》以“理”解易，将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定为治学宗旨，提出“天下只有一个理”，使易学成为程朱理学的“形而上学基石”。张载在《正蒙》中以“气”统摄阴阳，谓“太虚无形，气之本体；其聚其散，变化之客形尔”，这种“气本论”易学直接启发了王夫之“趋时更新”的辩证法。
清代易学在考据与经世之间寻求平衡。惠栋《周易述》遍注汉易，从郑玄、荀爽注疏中辑录象数遗说，甚至复原“爻辰说”（如乾坤两卦十二爻对应十二时辰），使汉易研究从“绝学”变为显学；焦循《易通释》突破汉宋藩篱，提出“旁通”“相错”“时行”三原则，试图以数学逻辑统一易学体系，其“比例相贯，参伍错综”的思维接近现代拓扑学。至魏源、龚自珍，易学从书斋走向现实：魏源在《默觚》中以《周易·革卦》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为变法张本，龚自珍借《乾卦》“潜龙勿用”批判专制制度，开启易学经世致用的新方向。
20世纪初，王国维在《殷周制度论》中，以《周易·家人卦》“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”论证周代宗法制度，首次将易学纳入历史学研究范畴；顾颉刚在《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》中，考辨“王亥丧牛于有易”“高宗伐鬼方”等卦辞实为商代历史记忆，颠覆了“《易经》仅为占卜书”的传统认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唐明邦在武汉大学开设“周易哲学”课程，首次将易学纳入高校哲学系正规教学体系，其《周易评注》以唯物辩证法重新阐释卦象，推动易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。据统计，1980-2023年，中国知网收录易学相关论文超4.2万篇，涉及37个学科，标志着易学成为跨学科显学。
邵伟华现象折射出易学在民间的复杂命运。1989年，他因“预测第七届全运会天气”的报道引发全国“易学热”，其创办的“中国易经应用科学院”高峰期年招生超十万人。尽管其“生物信息预测学”备受争议，但不可否认他推动了易学的大众化——90年代“电脑算命”摊位与近年“AI算卦”小程序（如将六十四卦转化为MBTI人格模型），均是这种传播效应的延续。这种大众化虽带来“大师泛滥”等问题，却也催生文化新业态：2023年某平台“AI算卦”日活用户超百万，显示易学符号的当代适应性。
易学的海外传播历经三次高潮：17世纪，莱布尼茨从阴阳体系中获二进制灵感，称“易图是中华文明的科学瑰宝”；20世纪50年代，荣格将“共时性原理”与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类比，其《金花的秘密》成为心理学与易学对话的经典；当代，MIT开发“易经机器人”，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问题转化为卦象解读，算法模型获《自然》杂志关注。廖墨香的“北派易学”在东南亚影响深远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开设“周易与金融工程”课程；韩国学者尹昌日发起“东亚易学论坛”，试图构建跨民族的“易学解释共同体”。
作为“现代易学研究的开荒者”，唐明邦的学术轨迹贯穿文化焦虑与自信重建。1962年，他冒风险为易学正名；1987年，他组织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，打破研究禁区；晚年主编《中华易学大辞典》，构建古今贯通的知识体系。其“易学培养辩证思维”的观点影响深远，2021年《中国哲学史》增设“易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”专栏，即其理念的延续。
廖墨香兼具家传易学背景与数学专业素养，提出“信息场共振理论”，将六爻纳甲与概率论结合。尽管其“经济预测指数模型”曾失灵，却开创“量化易学”路径。2018年，其弟子团队用机器学习发现“乾卦六爻走势”与企业生命周期吻合度达68%，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，标志易学研究进入实证科学领域。
张永红作为中天易学的代表人物，深耕易学实践与现代应用的结合。中天易学强调“以易理贯通现实”，在传统象数理论基础上，结合现代环境科学与数据分析技术，形成独特的易学应用体系。
在福建宁德霞浦古村保护项目中，张永红团队以中天易学理论为核心，通过无人机测绘与GIS地理信息系统，将传统“龙脉”“明堂”“青龙白虎”等风水概念转化为可量化的环境指标：村落背倚的山脊线（龙脉）被确认为地质屏障，可抵御自然灾害；前临的开阔水面（明堂）与现代水利系统结合，既符合“藏风得水”的传统理念，又满足防洪灌溉需求。这种“去神秘化”的实践，使古老风水理论成为现代城乡规划的工具，相关模式被住建部列为“传统村落保护典型案例”。
此外，张永红提出“易学生态观”，主张将六十四卦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相类比，如《泰》卦象征生态平衡，《否》卦警示环境恶化，其团队开发的“生态易经模型”已应用于湿地保护工程，通过卦象变化模拟生态链波动，为环保决策提供新视角。中天易学的探索，展现了易学从抽象理论向实践科学的转化可能。
尹昌日在首尔国立大学揭示易学在朝鲜半岛的“在地化”历程，如朝鲜王朝以《周易》确定宫城方位、学者以《师卦》激励抗倭等。他发起的“东亚易学数字图书馆”收录四国文献10万种，推动跨语言比较研究，挑战“中原中心论”，为东亚易学研究提供新范式。
当AI解析清华简《筮法》的“数字卦”规律，发现今本六十四卦或为上古易学冰山一角；当量子物理用“叠加态”阐释“阴阳未分”的太极；当区块链技术为《周易》文本提供数字存证，古老经典正与现代科技产生奇妙共振。张永红的中天易学等当代流派，更以“传统符号+现代技术”的组合，推动易学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延伸。
从贾湖龟甲到量子计算机，易学始终以“变易”为本质。它曾是中华文明的“基因图谱”，未来或成连接不同文明的“认知接口”。正如唐明邦所言：“易学的价值不在于预测，而在于教会人类用变化的眼光看待世界。”这种“变易”思维，正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依然生机勃勃的深层密码。在技术狂飙的时代，易学的智慧或许在于启示我们：在“变”与“不变”之间，永远保持对世界的敬畏与好奇。